8月24日刊出的最新一期《科学》（Science），发表了题为“灌溉效率悖论”（The paradox of irrigationefficiency）的政策论坛（PolicyForum）论文。此文研究发现，世界各国采取提高灌溉效率的政策往往事与愿违，面临着提高灌溉效率却极少能降低耗水量的节水困境。来自全球8个国家的7所大学和3个国际顶尖研究机构的11名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参与这项研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Crawford）公共政策学院的QuentinGrafton教授为该文领衔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的王亚华教授为该文共同作者，也是唯一来自中国的合作者。
水资源短缺是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在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中水资源短缺被列为未来十年最大的全球性潜在风险。许多国家应对水资源危机的重要方法是提高灌溉效率，将农业节出的水资源分配给工业、居民和生态环境。然而该研究显示，提高灌溉效率通常不会减少耗水量。论文运用流域水循环机理和水资源核算方法，从理论上分析了节水困境的原因，并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国或流域的经验证据。
论文指出，灌溉效率的提高会导致更多的农田耗水量、更多的地下水抽取量、甚至更高的单位面积农田耗水量。原因是许多国家对灌溉效率的提高进行补贴，节水灌溉发展迅速，而节水灌溉技术进步会使农民种植更多的水资源密集型作物，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从而增大作物用水量与灌溉面积，减少回归水量，增加灌溉用水的消耗。导致节水困境难以打破的重要原因，是在现行灌溉效率政策下，获益者希望维持现状，而大量旨在提高灌溉效率的补贴，又促进了这些人的寻租行为。
论文提出了应对节水困境的五条政策建议：首先，从农场到流域尺度，都需要设立水资源账户，进行全面综合的水资源核算，来记录和公开不同尺度水资源量的变化；第二，必须要减少灌溉水资源的引用量，并且对灌溉面积进行总量控制；第三，对水资源进行价值评估，以确保对提高灌溉效率进行补贴所产生的公共利益大于成本；第四，对灌溉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影响进行风险评估，包括对入流量和出流量的不确定性进行评估；第五，更加深入地分析和理解灌溉效率政策对灌溉者行为的影响机制。
论文领衔作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的Quentin Grafton教授表示：“如果我们试图避免全球水危机，那么现在就必须采取果断行动。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政策难题之一，即如何协调与日俱增的淡水需求量和有限的淡水资源之间的矛盾。全球的灌溉取水量占总取水量的70%，理解灌溉效率的提高对水资源可利用量的影响机制是解决世界水资源问题的关键。” QuentinGrafton教授号召澳大利亚和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采取积极行动，并认为适当的水资源核算是应对这项全球性水资源挑战的第一步，也是十分必要的关键一步，如果没有适当的水资源核算，联合国在2015年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将难以实现。
论文共同作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的John Williams教授强调这是一个国际性问题：“不幸的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进行综合的水资源核算，包括一些在水管理领域比较先进的国家都没有做到，例如澳大利亚。”
论文共同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亚华教授指出：“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力发展节水灌溉，节水灌溉面积快速增加，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已经从2000年的0.43提高到2016年的0.542。近年来的多项研究显示，随着灌溉效率的提高，中国多个流域的回归水量都呈现减少趋势，这说明中国也面临着文中所说的节水困境。论文提出的五条政策建议，对中国建设节水型社会和制定农业节水政策有重大价值，值得有关方面重视和参考。”
论文英文报道请参见：
Governments must act now or face a globalwater tragedy
（政府必须马上行动，否则将面临全球性水资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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